引言
在爱泼斯坦案余波重新撼动美国政治版图的当下，从夏季民意调查的发酵到秋冬两季白宫与国会的对峙，再到11月中旬法案在国会两院强行推进、特朗普政府反攻民主党人的全面升级，这场围绕“透明度”与“隐瞒”的斗争已演变成一场挑战特朗普第二任期合法性的政治危机。随着新公开的邮件重提特朗普与爱泼斯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往来、麦克斯韦供述的矛盾细节、司法部三次态度转向、白宫反复干预文件公开进程，以及国会共和党内部的罕见分裂，公众的不信任感持续攀升。路透、益普索、皮尤等机构的民调都反复显示：无论是否出现实质性新证据，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有所隐瞒，并对特朗普处理此案的方式深感不满。更关键的是，这些怀疑在跨党派内部同步发酵，甚至部分共和党选民也质疑特朗普是否在阻止真相浮出水面。当国会最终逼迫文件公开、特朗普随即下令调查民主党人与爱泼斯坦的关联、白宫内部人士开始放风“将让民主党人后悔”时，政治战线已全面转向攻击与反攻击。与此同时，媒体的长期调查不断提醒公众：爱泼斯坦案的真正复杂性在于长达数十年的权力网络、未解的财务与法律疑团，以及一段段被重新曝光的旧关联。正是这些彼此交织的时间节点、叙事反复、民意波动与政治博弈，使得这起本应尘埃落定的旧案重新成为影响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的深层因素；在不断累积的公众怀疑与高度阴谋化的舆论环境中，“爱泼斯坦”案已不只是司法遗绪，更像是盘踞在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一场长期梦魇——迫使特朗普及其政治盟友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去证明他们所声称的“无可隐瞒”。
展开剩余95%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日，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一尊描绘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杰弗里·爱泼斯坦手牵手的雕像。这尊名为“永远的好朋友”的青铜色雕像在上周因违反许可规定被国家公园管理局拆除后，重新出现。视觉中国 图
一、“曝光政治”兴起，叙事主导权成为核心战场
从爱泼斯坦案为切口，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两党政治竞争正被一种以“曝光”为主要手段的逻辑重塑：事实不再被视为需要完整核查的依据，而成为双方可以随时剪辑、包装、动员的攻击资源。特朗普以公开肯尼迪暗杀档案、公开爱泼斯坦案卷为政治标识，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愿意突破禁忌的“揭密者”。民主党则彼唱此和，依托具体事件扩大自身叙事空间。例如一起著名的事件，从FBI的早期侦查、国会多轮听证，到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特别检察官报告》，原本应围绕行政监督与国家安全展开，却在媒体的运作中逐渐变成削弱总统合法性的一出好戏。围绕2021年1月6日国会冲击事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亦是如此，长周期的公开听证会以系统化的叙事重构了特朗普团队的行动脉络与白宫内部通讯，但在党争格局中，这种程序性的监督成为了事关合法性的争夺。不仅联邦层面如此，地方政治也出现类似倾向。印第安纳州议员在选区重划争议中因网络威胁、电话恐吓而改变政治立场，说明曝光与舆论压力已经成为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美国政坛的政治人物不再主要关心政策选择产生的公共后果，而倾向于担心是否下一波曝光会落在自己身上。事实因此被边缘化，而叙事主导权成为最核心的权力资源。
爱泼斯坦案把“追问真相”扭曲成争夺“解释权”，公开反而制造更多混乱。各方真正争夺的不是事实全貌，而是如何在大量信息中挑选能支持既有立场的部分，构成自己的解释框架。右翼舆论人物如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与梅根·凯利（Megyn Kelly）批评特朗普迟疑不前，认为他背离了反精英承诺；左翼媒体则集中火力放大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以及部分金融界高管与爱泼斯坦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当往来。这种竞逐不以事实完整性为目标，而以“谁能塑造更具杀伤力的故事”为目的。公开大量材料并未带来清晰图景。电子邮件、通话记录、财务文件在缺乏背景的情况下更像随机碎片，为各种推断提供空间。然而，热衷于阴谋论传播的群体却因特朗普在档案中的出现而态度转冷。公开材料并未自动让事实获得权威，而是为不同阵营提供新的诠释素材。公开越多，解释越多，结果并不是接近真相，而是进入更激烈的叙事竞争。
在档案公开后，清算对象的选择也暗藏玄机。表面上看，国会以四百二十七比一通过档案公开法案，似乎两党达成了罕见的共识；但公开的节奏与重点却高度政治化。公开的后果并没有均衡落在所有与爱泼斯坦有往来的人身上，而是集中在政治上更容易被牺牲的人物。以拉里·萨默斯为例，在往来电邮曝光之后，他很快退出媒体撰稿，暂停教学，辞去公司董事等职位，承受的是一整套清晰可见的制度性代价。相较之下，在公开记录中同样多次出现、在社交与业务网络里长期与爱泼斯坦保持接触的其他政界与商界人物，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比尔·克林顿、摩根大通高管玛丽·卡拉汉·埃尔多斯（Mary Callahan Erdoes），目前更多面对的是舆论压力、道歉声明或形象修补，职业位置整体保持稳定。党派版图、意识形态对立与媒体叙事共同决定了谁可以被牺牲，谁更容易被包装成问题样本，谁就更可能成为象征性清算的替罪羊，并被公开程序集中投射愤怒与道德判断。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大规模披露案件信息理应主要服务于查明责任、修正程序和约束权力；在现实运作中，这一机制却越来越多地被政界参与者用来展示立场、安抚舆论、挑选少数承受压力的对象，公开过程越来越像一场需要定期上演的政治仪式，其实际效果更多停留在政治姿态上，而不是持续地问责与纠偏。总统可以决定哪些部分因“正在调查”而暂缓公开，司法系统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继续保留部分档案。这意味着公开既是展示力量的姿态，也是保留回旋空间的手段。透明度被包装为净化过程，但真正被“净化”的是某些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的个体，而不是产生问题的制度结构。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7日，华盛顿，在白宫，罗根·奥汉德利、查亚·雷奇克、莉兹·惠勒（从左至右）和杰克·波索比克举着封面标题为“爱泼斯坦档案：第一阶段”的活页夹。视觉中国 图
美国的曝光逻辑正在向“政治清算模式”靠拢，但方式更隐秘、更符号化。许多国家在政权更迭时都会通过揭露前任腐败来强化新政府的合法性，曝光被用来证明新政府焕然一新。美国历史上虽出现过水门事件、伊朗门调查等重大丑闻，但这些案件的处理路径仍然主要依托检察机关、特别检察官和国会监督，围绕证据链、法律责任和程序缺陷展开，舆论虽激烈，却在相当程度上跟随调查进展，而不是反过来主导调查方向。当前围绕爱泼斯坦案、肯尼迪档案等议题展开的曝光实践，运作方式已经出现明显转向，不再主要依赖相对独立的司法推进，而是与媒体曝光节奏、政治动员需求形成合流。档案公开往往采取分批披露、提前预告、选择性解密的形式，由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决策层和国会多数决定何时释放、释放多少、优先把哪些人暴露在聚光灯下。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在特朗普授意下优先启动对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领英联合创始人、民主党主要金主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调查，公开的顺序与范围本身已经成为权力运用的一部分，更像是一项政治表演，而不仅仅是程序性步骤。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分析发现，今年以来，在近125个播客节目中，超过3000期节目都讨论了爱泼斯坦一事。尽管特朗普警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停止讨论此事，但曾在几周内，相关讨论的数量却增长了八倍多。图源：华尔街日报
“弥赛亚式”政治承诺会制造一种关于曝光的幻觉，似乎只要把真相全部摊开，历史的审判和政治的救赎就会自动到来。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风格在曝光政治上叠加了强烈的个人救世主叙事，把“我能公开别人不敢公开的东西”塑造成区分“他”和既有体制的标志。作为程序的公开，被描绘成一种净化行为，仿佛一旦档案解封，腐败精英网络就会崩溃，制度就会自然回到正轨。普通选民在长期挫败感的积累中，将现实中的政策困境和生活压力，转化为对领袖“揭露黑暗力量”的期待，把改变的关键押在某一次曝光上。
QAnon（QAnon movement）运动将各类机密文件、特别调查报告和爱泼斯坦相关档案视为摧毁精英集团、重启世界秩序的关键触发点。档案在这套想象中被赋予近乎宗教性的意义。当他们发现特朗普与爱泼斯坦之间的往来远比原先想象的更为复杂时，便迅速降低对案件的兴趣，转移注意力或重新解释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曝光在他们心中承担的并不是认知功能，而是信仰功能，是对一场政治救赎的预支。
对“终极清算日”的执念会削弱美国社会对现实改革路径的耐心，他们宁愿等到秋后算账，也不愿通过立法、监管、司法改革处理沉疴积弊。公开材料确实可能带来有关爱泼斯坦案件新的指控、推动特定个体承担法律后果，但大部分档案不会直接形成可起诉证据。美国政治正在用海量材料制造一种“正义正在进行”的表象，但如果不把公开转化为制度行动，透明只会变成新的混乱来源，而不会让制度更可靠。
二、 同仇异梦：怨恨权威是唯一的共识
华盛顿的建制派精英已经没办法以“左”与“右”的传统刻度来衡量爱泼斯坦案所引发的政治震荡。这起事件不仅撕裂了旧有的党派边界，还吸引并汇聚起一种前所未有、跨越光谱的“反建制能量”。在这股汹涌的洪流中，反抗精英成为了少有的共同语言。然而，在同一份愤怒的表层之下，却潜伏着截然不同的梦想、焦虑与幻灭。
“美国人民习惯于自视独立，天真地相信自身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如此写道。他敏锐地洞察了美国民族性格中一种奇特的张力：一种“身处幸福之中仍焦虑不安”的心理结构，一种在富足与无聊之中永不停息索求意义与答案的冲动（inquiétude）。
进入21世纪，这种深刻的民族性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重塑着美国政治。长期以来，美国政治被解释为一个可供博弈的公开市场：要么是无数小利益团体竞争影响政策的“过程模型”；要么是少数组织化集团操盘核心议程的“结构模型”。无论何种版本，它们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上：政治竞争虽不完美，却仍是透明的、开放的，并以公共利益之名进行。
为安抚在博弈中落败的群体，建制派精心打造了一套宏大的价值叙事。他们对外宣称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使命，对内宣扬机会均等的“美国梦”，在必要时则将内部矛盾巧妙转嫁给移民或外国势力等外部的“他者”。然而，当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名字与那座臭名昭著的私人岛屿重新浮现时，这套精密运转的政治机器瞬间发出刺耳的断裂声。在权力金字塔顶端，掠夺者们早已在“小圣詹姆斯岛”的密室中形成一种超越法律与道德的阴暗共识。人们崇拜的政治偶像也在阴谋之中，政府是垄断集团的合谋者，法律只不过是专为底层民众设计的规训工具。因此，反权威的愤怒成为唯一能够跨越种族、地区与党派的情绪通货。一个庞大但内部异质的“反建制联盟”由此成形。它的凝聚力并非来自共同理想，而是源于同一个不可饶恕的敌人。而在这一联盟内部，不同社群在爱泼斯坦案中都投射出了各自的终极恐惧与想象：
对于进步派女性而言，爱泼斯坦案是#MeToo运动逻辑的极端延展。它不仅证明了个体间权力不平等的现实，更暴露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女性身体进行制度化剥削的恐怖暴力。更令她们愤怒的是，哈佛、麻省理工等曾被奉为知识圣殿的机构，竟依赖爱泼斯坦式“慈善家”的污秽金钱维系光环；司法体系的不透明操作和荒唐的和解协议则进一步暴露了制度的深度腐蚀。
对于MAGA阵营而言，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性侵丑闻，而是“深层政府”阴谋论的实证。作为情报机构的“白手套”，爱泼斯坦负责搜集全球政要的弱点。克林顿多次登岛的记录、英国安德鲁王子的牵涉让一个跨国性犯罪精英网络隐隐浮现。而主流媒体长达十年的缄默更被视为“大教堂”掩盖真相的铁证。FBI为什么在调查中销毁关键证据，案件关键证人为何离奇死亡？这些疑点都为阴谋论提供了滋生土壤。在MAGA的信徒们眼里，爱泼斯坦案不仅是对民主党精英的控诉，更是对整个建制派统治的否定。
对于Z世代而言，他们对传统政治模式早已不感兴趣。他们成长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动荡年代，也经历了新冠疫情中的制度失灵，对“宏大叙事”天然带有警惕。爱泼斯坦案中，他们看到了成年人世界的彻底虚伪：口口声声倡导“保护未成年人”的政客很可能是侵害者；宣称“正义不会缺席”的司法系统却让罪犯逍遥法外。这种认知让Z世代放弃了通过正规渠道改变社会的幻想，转而拥抱“即时政治”的快感。因此，他们在TikTok上制作爱泼斯坦案的梗图，用“Epstein didn't kill himself”的标签刷屏推特，通过病毒式传播让权力结构的虚伪暴露在阳光下。对他们而言，这场舆论的审判无关法律程序，而是一场情绪的复仇。他们将用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解构精英们精心构建的权威，在虚无的废墟上寻求一种看得见的正义。
最终，爱泼斯坦案的揭秘将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愤怒、怨恨与失望折射并聚焦于同一点，触发了一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情绪核聚变。
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 Faye）提出的“马蹄铁理论”（Horseshoe Theory）精妙地捕捉了这一现象。他认为，政治光谱并非一条从左至右的直线，当极左与极右的意识形态发展到极致时，它们会像马蹄铁的两端一样，因其共同的反自由主义、反建制倾向而相互弯曲、靠近。
翻开美国现代史，这种联盟屡屡上演，如同镜花水月。越南战争时期，左翼学生以反帝国主义的道义激情反战，福音派右翼则因孤立主义传统与对战争成本的厌恶反战，但他们最终在街头一起呐喊“停止战争”。伊拉克战争后，对小布什政府失望的左翼青年，与痛恨官僚主义和赤字的右翼“茶党”运动，也曾短暂携手。2008年金融危机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与国会中的共和党预算鹰派虽理念迥异，却都将愤怒指向华尔街与华盛顿的利益旋转门。
所有反建制联盟的生命周期几乎都遵循着一个“三段论”的宿命。第一阶段是“共情期”。在这一阶段，所有异质的力量都将愤怒指向同一个巨大而不可触碰的精英系统。爱泼斯坦的萝莉岛、华尔街的铜牛、五角大楼的黑箱，都是这个系统的完美象征物。此刻，共同的敌人掩盖了一切内部分歧。第二阶段是“叙事争夺期”。当第一波愤怒的浪潮退去，联盟内部便会开始激烈地争论“谁是最大的罪魁祸首？”、“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左翼会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生态不公；右翼则会指向某个具体阴谋集团的渗透或全球主义者的议程。第三阶段是“破裂期”。随着对问题根源的解释出现根本分歧，联盟的凝聚力迅速瓦解。愤怒重新回归各自的意识形态轨道，昨日的盟友变回了今日的敌人，一场反建制的狂欢最终曲终人散。
当地时间2024年4月17日，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经济峰会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对照这一理论，爱泼斯坦案引发的跨光谱联盟，正处在从“共情期”向“叙事争夺期”过渡的危险临界点。只要那两万份档案尚未完全公开，只要那个名为“系统”的敌人依然面目模糊，这种同仇敌忾的幻象就能暂时维持。然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对真相的垄断性解释权之争，必将引爆联盟内部的定时炸弹。
一旦政治丑闻被盖棺论定，联盟的破裂几乎是必然的。如果档案更多指向克林顿等民主党权贵，右翼将视其为深层政府败退的一场大捷，左翼则可能将批评从系统转向个别人物。反之，如果更多证据牵出共和党或特朗普商业圈，MAGA阵营将面临信仰危机，而民主党会将此作为又一件政治武器。共和党建制派也将利用这一点，打压党内“异端”。
然而，即使这一联盟注定破裂，它背后的反建制情绪也不会消失。爱泼斯坦案只是序曲。
三、 断尾求生：深层政府的排毒与重组
如果说在爱泼斯坦案中沸腾的反建制联盟是海面之上肉眼可见的惊涛骇浪，那么“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自我调适与重组则是海面之下那股更强大、更隐蔽的洋流。
要理解为何一个罪行累累的金融家能横跨四届政府、在两党精英的眼皮底下逍遥法外近二十年，以及为何连以“抽干沼泽”为己任的特朗普最终也选择含糊其辞，我们必须首先拨开阴谋论的迷雾，厘清“深层政府”这一概念在美国的真实机理。
“深层政府”（derin devlet）一词源于土耳其，原指由军方、情报界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构成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隐秘权力网络，但在移植到美国政治语境后，它的内涵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演变。从挪威学者奥拉·图安德（Ola Tunander）到美国学者彼得·戴尔·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前国会助理迈克·洛夫格伦（Mike Lofgren）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层出不穷，呈现出三大核心趋势：其一，权力主体从军方与犯罪集团的勾结拓展为国家机构、资本精英、官僚体系相嵌套的多元复合体；其二，运作性质从完全非法的暴力合谋转变为半合法的体制内隐秘运作；其三，核心指向从特定国家的政治乱象升华为民主制度下超越程序正义的权力异化现象。总而言之，经过西方学界的系统性建构，“深层政府”已不再局限于特定国家或语境，而是被引申为一个普适性的政治分析概念，即任何国家中，由特定权力群体组成的、超越民主程序与法律约束、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核心目的的隐秘权力网络。这一概念的演变反映了西方社会对民主制度异化、权力精英垄断的深刻忧虑，也为解读爱泼斯坦案等事件中的公众认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美国，“深层政府”的核心指向二战后逐步固化的“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体制。1947年《国家安全法》催生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952年国家安全局（NSA）秘密成立，自此美国国家权力重心从民选、公开的国会山，向常备化、专业化且高度不透明的军事、情报复合体倾斜，一套远离公众视野、不受选举周期约束的隐秘治理体系初现雏形。冷战铁幕落下后，“国家安全”成为超越一切的政治正确，为情报机构的不透明运作赋予了道德正当性，这一隐秘体系在半个多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逐渐成形。
阶段
时间节点
核心事件
关键主体
事件影响
体制奠基
1947年
《国家安全法》颁布
国会、行政部门
催生 CIA、NSC，从法律层面确立“国家安全优先”原则，权力重心开始向军事-情报体系倾斜
1952年
NSA秘密成立
军方、情报系统
军事-情报官僚体系架构完善，隐秘治理体系初现雏形
效力强化
冷战后
意识形态叙事确立
行政部门、情报机构、军方
“国家安全”成为政治正确，情报机构不透明运作、军事扩张获得道德正当性，隐秘体系从隐性力量开始抬头
轮廓显现
1961年
艾森豪威尔卸任演说警告 “军事工业复合体”
总统、军方、军工资本
首次官方点名“深层政府”雏形
1963年
肯尼迪遇刺案
CIA、古巴流亡力量
疑云指向情报机构隐秘运作，公众首次感知隐秘权力网络的致命影响力
机制成熟
1971年
《五角大楼文件》披露
国防部、白宫、情报体系
暴露越战决策中的信息操纵，印证隐蔽权力对军事决策的深度渗透
1972年
水门事件（“深喉” 泄密）
FBI、行政部门、媒体
折射情报机构内部制衡的复杂生态，暴露权力运行的非正式性
1975年
丘奇委员会调查 CIA
国会、CIA
对内：“混沌计划”非法监控异见、MKUltra 非人道实验
对外：策划暗杀外国政要印证“深层政府”超越法律规制的核心特征
成形固化
80年代
伊朗门—康特拉丑闻
NSC、CIA、行政机构
绕开国会禁令秘密售武、资助反政府武装，总统及多数议员不知情，暴露“影子操作小组”独立运作，成为“深层政府”存在的经典阴谋论证据，标志“影子政府”正式成形
持续壮大
90年代
白水案、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阴谋论、“千年阴谋”
白宫、联邦政府、极右翼群体
无实据但广泛传播的阴谋论，反映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
“梯队”（ECHELON）全球监听系统曝光
美英等国情报机构
技术赋能隐蔽监控，加剧公众对隐秘权力的警惕，强化“深层政府”认知
表：战后美国“深层政府”演变（作者自制）
制度惯性与专业壁垒让这一庞然大物之所以不断膨胀。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现代国家的复杂性必然要求权力委托（delegation）与官僚自主权（bureaucratic autonomy）。让民选政治家事事插手只会产生效率低下、政治化干预、损害公共利益等灾难性后果。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既依赖专业性、又深受制度惰性束缚的行政国家中，权力的逻辑开始悄然反转。原本用来保证政策连续性和专业判断的官僚自主性逐渐成为抵抗政治更新、过滤外部监督的护城河。于是，在部分保守派叙事中，行政国家仿佛化身为一场隐形的暴政，必须彻底摧毁；而部分进步派则反过来质疑专业官僚体系本身，认为“择优制（meritocracy）”不过是精英自我复制的机制，因此推动扩大“多元性”标准以重新分配权力。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怪兽正在稳步成形。它以华尔街资本为血液，以军工复合体的技术为肌肉，以常春藤精英为大脑，以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络为神经系统，构筑出一个跨越党派、免疫政治周期震荡的稳定结构。而在其阴影之中，那些既非官员、也非民选者，却能穿梭于权力网络之间的中介人物显得尤为关键。信息越晦暗，中介越不可或缺；网络越庞杂，掮客越举足轻重。杰弗里·爱泼斯坦正是这一结构的代表与象征。
历史表明，特朗普并非第一位试图撼动这片钢铁丛林的总统，但以往的尝试无不反证了这一体系的惊人韧性。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带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的革命性口号入主白宫。他成立了由商界领袖组成的“格雷斯委员会”（Grace Commission），试图用企业审计的逻辑来清除联邦政府的浪费与低效。然而，官僚体系通过拖延、复杂的程序性障碍和选择性执行，最终将里根的激进改革吸收为一套新的行政惯例。到冷战结束时，“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不仅没有削弱深层政府，反而通过全球化浪潮，将华尔街、智库、跨国企业与国家安全系统锁死在一个更加稳固、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盘根错节的联盟之中。
在MAGA运动及其催生的QAnon阴谋论叙事中，特朗普被塑造成一个对抗邪恶精英集团、即将发动“风暴”（The Storm）进行大清洗的“天选之人”。然而，他拥有摧毁的意志，却缺乏重塑的制度工具。里根的“新联邦主义”尚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而特朗普的武器库中，只有民粹主义的愤怒和“单一行政权理论”。他试图通过恢复“Schedule F”行政令来获得随意解雇数万名联邦雇员的权力，但这在根深蒂固的文官保护制度和司法挑战面前，他做不到刮骨疗伤。
1997年，唐纳德·j·特朗普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在纽约市。 视觉中国 图
特朗普本人虽然是反建制的符号，但他并不符合其阵营内部某些思想家所设想的那种能够重塑国家的“技术官僚君主”。“黑暗启蒙”哲学领军人物、新反动派（NRx）思想家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所推崇的是那种能像CEO一样高效、独断地管理国家的强人，而特朗普的混乱风格、对个人忠诚的极端依赖以及其政府“草台班子”式的内讧恰恰是他不擅长治理的表现。他以猛烈的方式冲击了深层政府，却削弱了表层政府的基本效能。
进入第二任期，特朗普似乎吸取了教训。他任命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反觉醒”急先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与其说特朗普要更猛烈地解构深层政府，不如说是要创建属于自己的深层政府。它试图绕过传统的官僚程序，直接引入硅谷的算法思维、私营企业的极客效率和“第一性原理”来对国家机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然而，这一宏伟蓝图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恐惧。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国安会资深官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警告，美国的亿万富翁阶层正日益表现得像俄罗斯“寡头”（oligarchs）。一个由马斯克、蒂尔、贝佐斯等科技巨头和金融大鳄组成的、不受选民问责、以最小化监督运作的新精英技术官僚阶层，是否会成为比旧官僚体系更难撼动、更具全球影响力的“新深层政府”？
由此观之，特朗普对爱泼斯坦案的暧昧态度便有了更复杂的解释。MAGA意见领袖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认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不在乎其过去的私德问题，而拜登政府如果握有特朗普涉案的实锤，也早就在大选中使用了。卡尔森推断，情报机构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其中受到了保护。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的困境：他既要摧毁那个由民主党精英主导的“旧深层政府”，又不得不依赖和拉拢“右派深层政府”中的某些关键力量（如强硬的国安鹰派和亲以色列政策立场的游说集团）来巩固自己的新权力版图。爱泼斯坦，这个与摩萨德关系扑朔迷离的犹太裔金融大鳄，恰好就处在这场新旧权力交替的敏感地带。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5日，美国华盛顿，格拉斯哥行动组织的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的国家广场上展示了一幅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横幅，上面印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杰弗里·爱泼斯坦的照片。视觉中国 图
正义并未迟到，因为正义从未真正降临。杰弗里·爱泼斯坦之所以成为完美的祭品，并非因其罪恶最深，而是因为死人无法辩解、无法反噬、无法牵出更多仍然在位的同谋。这是一种典型的弃车保帅：档案的公开不仅不会清洗系统，反而为旧深层政府截断了本可能无限延伸的责任链，完成一次痛苦却必要的排毒。
爱泼斯坦档案更像是旧时代死前的痉挛，宣告着一种更复杂、更分散的权力格局正在登场。美国正从以华盛顿官僚体系为核心的单极深层政府，迈向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化的、多核心权力结构。传统建制的道德威信与组织力量在衰落，但并没有被民主所填补，而是被新兴力量占据：硅谷以技术与平台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堡垒，人工智能企业以模型与算法掌握事实定义权，分布式网红体系以情绪流量重塑信息生态。权力不再只驻扎在官僚机关，而是散布在服务器、量化模型、推播机制与加密群组之中。
在这片新丛林里，深层政府不再是一座隐藏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单一阴影，而是一张跨越海岸线、数据中心与数字社群的巨大权力网。它更难被定位，更不受选民影响，也更习惯于借反精英情绪伪装自身的精英统治。揭秘的爱泼斯坦档案像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让旧世界的伪善顷刻暴露，也让新世界的轮廓在骤亮与骤暗间显现。在未来的美国，所有秘密都可能瞬间曝光，但所有真相也可能被瞬间淹没；权力将以更隐秘的形式继续运作，而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下一次被献祭的身影。
四、“后真相与创伤政治”常态化，反建制将成为美国政治新建制的氧气
爱泼斯坦案表明，扩大信息公开并不会自动弥合政治分歧。相同的材料在不同阵营手中会被重组为互不相容的解释体系。美国进步派强调性别与阶层压迫史，将长期对未成年人性侵的纵容视为男性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右翼媒体把事件嵌入全球主义、金融寡头和“深层政府”的阴谋框架；中间派与法律共同体则关注程序和证据。材料本身的证据价值在这些重复加工中被削弱，公共讨论不再围绕可共同检验的事实，而是围绕各群体自行挑选与放大的“版本”。所谓后真相，并非情绪击败事实，而是事实之间各自自洽，却难以对话。
受害者的创伤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被高度政治化，正义与报复之间的界线随之模糊。受害者出现在国会听证、媒体报道和抗议现场，本应促使公众追问多年监管失效、起诉迟滞的制度原因，却很快被纳入阵营竞争：一方用她们指控特朗普阻挠透明，一方用她们指控民主党精英长年包庇。律师与倡导者提出利用联邦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无时效”的规定，通过档案寻找可重新启动刑事和民事程序的线索，也有声音要求设立类似“9/11 调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的独立调查机制，系统梳理各级机构的失职。
当地时间2025年9月3日，美国华盛顿，在美国国会大厦外，被指控的金融家和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举行新闻发布会，示威者在旁集会。视觉中国 图
但在持续高压的舆论环境中，本应围绕检察监督、未成年人保护、司法协调机制等具体议题展开的改革讨论，常被压缩成美国政治人物比拼“是否站在受害者一边”的表达性立场。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公众对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国会监督体系等关键公权机构的信任下降并没有促使更谨慎的判断，而是为阴谋化解释提供了更大的吸附空间。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和第二任期初反复把“公布名单”“彻底公开”当成政治承诺，但至今多次拖延甚至称相关争议为“骗局”，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先高调暗示“名单在我桌上”，随后公布的“第一阶段档案”几乎没有新内容，这些反差强化了基层支持者对“又一次被玩弄”的感受。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出面澄清不掌握所谓“客户名单”，并强调已无更多可公开材料，在阴谋化的语境中很容易被解读为新一轮掩盖。对美国官方机构的怀疑于是从针对具体案件，转为对几乎所有权威信息源的结构性不信任，阴谋叙事反而承担起“解释混乱世界”的功能，比任何官方调查更能提供情绪上的确定感。
反建制话语在这套结构中，逐步从批判工具转变为新的统治资源。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与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等人一方面自我定位为“违背党鞭也要为透明投票”的内部异议者，一方面又依赖同一套制度程序推动法案，借此在共和党内部重塑个人权威。克莱·希金斯（Clay Higgins）作为此次唯一反对档案公开法案的议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大规模披露非起诉材料将打破刑事司法边界，损害尚未被起诉者的程序权利，同样是在以“捍卫制度”的名义标示自身区别于同僚。不同路线的“反建制者”共同收获的是选民对既有权力结构的不满，把自己塑造成能够“让体制面对真相”的代理人。类似的话术也被新科技企业和平台公司迅速学习，它们越来越习惯于以“不同于华盛顿”为卖点，把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导流为对算法治理和企业权力的依赖。
美国并未接近任何“深层政府崩塌”的节点，也难以简单回到旧式建制年代，而是在进入一种更碎片化、更依赖情绪动员的精英统治形态。档案公开被周期性地用作检验忠诚和制造区隔的工具，每一轮公开都伴随一次新的政治重组，却极少导向成体系的司法改革与监管修补。受害者的名字被一次次推到镜头前，真正能改变未成年人保护、检察监督、监狱管理的制度条款则推进缓慢。不同阵营坚持维护自己的“爱泼斯坦版本”，并且预设任何不符合该版本的新材料都是新的掩盖。反建制语言在这种循环中不断被吸收和再包装，最终不再撼动权力结构，而是为新的权力配置提供合法性。在这样的后真相与创伤政治常态下，“公开”本身已不足以恢复信任，真正稀缺的是一套被各方承认的事实处理规则，以及愿意为之承担长期成本的政治意愿。
参考资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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